专家解读:港元汇率走强的原因_vantage


  作者|谢亚轩‘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10期

  自4月21日起至28日,短短的7个交易日中,港元汇率已6次触及强方兑换保证,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称“香港金管局”)也已六次入市干预,买入美元的同时向市场注入合计约207亿港元的流动性。最近的一次干预发生在28日,香港金管局当天向市场注入107亿港元,这一规模在近期干预总规模中的占比超过一半。延续这一趋势,港元的强势和国际资本的流入似乎在逐步加强,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未来将如何演绎,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利差因素是港元走强的重要原因之一。观察港元近期走势可见,从3月下旬起,港元汇率就已逐渐走强并维持在接近7.75的强方兑换水平。在美元指数快速上升至103的高位、全球美元流动性紧张以及多个经济体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的背景下,港元仍然能够保持如此强势,这背后香港金管局的利率政策和利差因素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3月15日,美联储紧急宣布降息100个基点至0~0.25%的水平,并宣布启动一项规模达7000亿美元的宽松计划。3月16日,香港金管局在第一时间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64个基点,至0.86%,显然并未同幅度跟随美联储的降息。此后,1个月期港元Hibor与1个月期美元Libor的利差随之拉大,接近199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香港基本利率是计算贴现率的基础利率。基本利率定于当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的下限加50个基点,或隔夜及1个月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5天移动平均数的平均值,以较高者为准。当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的下限加50个基点是0.5%,而隔夜及1个月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5天移动平均数的平均值是0.86%,所以香港基本利率设定为0.86%。香港金管局没有完全跟随美联储的降息幅度,拉大港元和美元之间的利差,一方面有助于在金融动荡中维护香港的金融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强港元的资产吸引力,支撑港元保持强势。

  但利差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本轮港元的走强。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近期也表示,除了市场套利交易之外,股票投资相关的港元需求和财政开支增加带来的港元需求都有助于推高港元汇率。但笔者认为,港元走强的同时还有以下几个现象同时出现,而这些现象显然不是美元港元利差走阔造成的,这也就意味着港元走强背后还有更多原因。一是,从汇率看,在港元走强的同时,包括人民币以及其他新兴市场货币汇率也从底部开始回升。二是,从国际资本流动来看,招商证券构建的招商亚洲新兴市场资金流动指标显示,国际资本流动在3月中旬到达底部后,从3月16日开始反弹,目前已连续6周回升,显示国际资本逐步流入多个亚洲新兴经济体。三是,从内地资本市场的外资流向看,2月24日至3月20日,外资大举外流,通过陆股通周均流出约250亿元。而从3月28日开始至今,外资已连续6周通过陆股通流入A股,且流入规模逐步上升。多个经济体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出现汇率转强与资本流入这样相同的价量趋势,这意味着除了利差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国际因素在起作用。

  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是本轮港元走强背后的国际因素。如果不能充分重视和分析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对于港元走强的贡献,则可能低估本轮港元走强的持续性,同样也很可能低估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对于人民币汇率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程度。

  美联储3月中旬以来,为应对美元流动性危机密集采取多种宽松政策措施。

  一是实施三个总量性的宽松货币政策。首先是降息,3月3日、3月15日,美联储分别降息50个基点、100个基点,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已经下调至0~0.25%,降息空间已基本用尽。其次是启动回购,美联储直接通过增加隔夜正回购操作来向银行、非银机构(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投放短期流动性。再次是宣布不限量量化宽松(QE),3月23日,美联储货币市场委员会发布声明称,为了确保市场平稳运行和货币政策对广泛金融环境和经济的有效传导,美联储将不限量按需买入美国国债和MBS。美联储宣布的新政策相当于开放式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所需购买的资产规模不设额度上限,根本原因是原有的购买规模已经不足以缓解美元流动性异常紧张之下美债等市场的流动性紧张状况和下跌压力。在此前已出台一系列宽松政策背景下,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仍然出现了快速上行,与疫情之下降低市场利率以减轻企业压力、保持流动性宽松的政策目标不符。因此,美联储不限量QE是为了应对短期市场的异常流动性状况,但并不代表美联储会无底线地持续买入。从结果看,政策出台后10年期美债收益率小幅下行并稳定在0.7%左右的水平,而非持续下行。长期来看不限量QE政策既没有量的目标,也没有价的目标,在前瞻性指引和实际操作层面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可能不适合作为长期使用的政策工具,预计待市场平稳后有可能重新转化为量或价(国债收益率水平、收益率曲线控制等)的目标vantage。

  二是推出一系列创新型工具。包括商业票据融资便利机制(CPFF)、初级交易商信贷安排(PDCF)、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一级市场公司信贷机制(PMCCF)、二级市场公司信贷机制(SMCCF)、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机制(TALF)等来缓解总量和结构性流动性的紧张。简而言之,创新型政策工具是在总量工具的基础上再向信用传导前进一步,希望帮助机构通过将美联储所列举的资产作为抵押换取贷款,一方面提供流动性,另一方面阻断机构对相应资产的抛售,打破资产价格下跌所造成的负反馈。

  三是暂时放松对银行的监管。3月27日,为应对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银行体系的影响,中央银行行长及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GHOS决定推迟《巴塞尔协议III》的实施时间表,修订后的杠杆率框架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杠杆率缓冲要求、信用风险标准法、内部评级法、操作风险结构、信用估值调整结构、市场风险结构和第三支柱信息披露要求均由2022年1月1日推迟至2023年1月1日,过渡期安排的内部模型法的风险加权资产最低测算值也延期至2028年1月1日。这一调整本身也是为了降低银行压力,增强银行在特殊时期对非银机构提供更多资金支持的能力和意愿。4月1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暂时改变银行的补充杠杆比率规则,将美国国债和在联储银行的存款排除在规则的计算范围之外,有效期至2021年3月31日。这一变化将暂时使相应机构的一级资本要求总共减少约2%,有助于缓解美国国债市场因疫情冲击而产生的资本压力,并提高银行机构向家庭和企业提供信贷的能力。

  四是对海外美元流动性的调节。3月15日,美联储协同加拿大中央银行、英国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瑞士中央银行,宣布通过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增加美元的流动性。以上所说的流动性互换安排指央行之间相互以本币或者可自由兑换货币,按约定的汇率、期限和利率进行互相调换。早在2013年10月,美国、欧洲、瑞士、英国、加拿大和日本六家中央银行就建立了长期、无限额、多边的互换协议;3月19日,美联储与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瑞典、丹麦、挪威和新西兰9家央行建立了临时的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总计4500亿美元,持续时间至少为6个月,并同意将7天到期操作频率从每周增加到每天。3月31日,美联储宣布将为外国中央银行和其他国际货币当局设立一项临时回购协议安排(FIMA),FIMA将允许FIMA账户持有人(包括中央银行和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有账户的其他国际货币当局)与美联储签订回购协议,临时将其在美联储持有的美国国债兑换成美元,然后这些美元可以提供给其辖区内的机构。以上安排均有助于缓解海外美元流动性紧张的问题。

  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将带动人民币汇率走强和国际资本流入。美联储为应对经济衰退和流动性危机而采取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同样会对中国大陆产生一系列的显著影响。首先,美元指数有可能走弱,人民币汇率有望摆脱3月份以来的弱势。美元指数在3月中旬达到103的高位,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美元荒导致大量套息交易被迫解除,抛出欧元和日元来兑换为美元。可以预期,随美联储缓解美元流动性紧张的政策措施起效,美元指数将出现回落。从参考篮子货币汇率的角度看,美元弱,人民币有望相应走强。

  同时,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国际资本流入有助于增加中国外汇市场的外汇供应,改善外汇供求状况,同样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支撑作用,推动人民币汇率由弱转强。其次,中国资本市场由国际资本流出转为资本流入。2020年3月在全球美元流动性最紧张的时候,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也同样出现了国际资本大举外流的情况。国际资本从中国资本市场短期撤离并非是因为中国资产的吸引力下降,而更大程度是因为“后院起火”,资金需要流回来源国以救急,缓解流动性紧张的局面。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能有效缓解全球美元流动性紧张的局面,那么这部分撤离的国际资本会回流。从高频的陆股通数据看,从3月的第四周开始至4月底,国际资本已连续6周持续流入,国际资本外流的趋势已经得到逆转。